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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即將進入全球化的黑暗時代?

文:甄拔濤


人類的2020年開局充滿恐懼,澳洲山火、新冠病毒引起的全球疫情、如箭在弦的國際局勢……過往我們熟悉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備受衝擊,劇場也好,藝術也好,在我們計劃任何事情之前,必須嘗試理解到當刻人類的生存狀態,才有可能看到比較清晰的畫面。

早在20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的時候,歐洲牽起關注全面戰爭(Total War)重臨的可能,有論者嗅到相似的氣味。來到2019年,中美貿易戰況正酣,大家都關注中美是否身陷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一個地區的統治強權 (Ruling Power)與崛起強權(Rising Power)的衝突。崛起強權渴慕統治強權手上的權力、地位、利益,而統治強權亦因而有揮之不去被超越的恐懼。歷史上不乏兩個強權最終走向毀滅性戰爭的例子。古希臘的雅典(崛起強權)和斯巴達(統治強權)及一戰的德國(崛起強權)和英國(統治強權)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諷刺的是,上述例子中的雙方本身都不想戰爭,最後都在神推鬼㧬的情況下陷入戰爭泥淖。修昔底德的陷阱放之於現今的中(崛起強權)和美(統治強權)關係,亦頗有啟發。

可是,二戰之後,當各國領導人考慮是否發動戰爭時,其參考的框架與二戰前有根本的不同,因為核武產生了M.A.D——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機制。當一國發動攻擊時,無法保證摧毀敵國的所有核設施,這意味敵國有能力以核武還擊,最終造成互相毀滅的局面。今年七月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歐美制裁,說:「除非(外國)出動核子手段,那就兩敗俱傷。」這番話可算是經典的佛洛伊德式錯誤(Freudian slip)——無意中說漏了嘴。這樣旁證了中共並不打算主動走向核子戰爭。林鄭月娥是否洩漏了國家機密呢?



Lawrence Freedman《The Future of War》

然則,全面戰爭的可能性暫時不高,又是否代表我們活在和平時代?1學者勞倫斯.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在 The Future of War一書中,便嘗試擴闊未來戰爭狀態的定義,包括反抗運動、網絡戰爭、使用無人機的戰爭、恐怖襲擊等,無怪乎早有論者視今次疫情為一場戰爭。

歷史有其發展模式,但是不會完全重覆的。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恰好是對歷史發展模式的最好註腳。如果今次疫情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大戰,戰後的情況可堪憂慮。疫情之前,科技發展(包括A.I.、大數據、演算法等)、民主的陷落以致中共的崛起,已經造成人類面臨極權與民主自由之間選擇的危機。疫情加劇了這個危機,因為瘟疫蔓延,我們無可避開將自己的生物數據拱手交給各國政府,這些數據將會被如何使用,我們控制不了。更嚴重的是,中國政府正積極推出健康碼,意欲加諸每個公民身上。如果健康碼顯示你不健康(紅色),你便不能踏出家門。Financial Times亦曾報導一個記者身上的健康碼無故變黃色,所以長期被禁錮於旅館房間而不能外出訪問。該記者形容為「活在數據地獄之中。」香港政府亦正密謀推出健康碼,1984的世界及傅柯(Foucault)所說的全景監視(Panopticon),正式光臨。

利用科技控制人民其實不算新鮮事。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形容這是生物科技(Bio Tech)及資訊科技(Info Tech)結合的危機。他說這等如容許別人入侵(Hack)我們的腦袋及身體。排著隊入侵我們的組織可多著呢:世上其他渴慕中共模式的政治領袖、跨國企業、大商家、恐怖份子……當我們歡慶社交媒體如Facebook等催生「茉莉花革命」時,我們可忽略了科技拉開政府和人民的力量差距。我們現在很難模仿秦末的陳勝、吳廣,砍伐樹木為兵器便可以揭竿起義。

走筆至此,我想從另一角度看看我們的處境。這波疫情,可以說是全球化裡黑暗一面的反撲。首先,中共是千禧後二十年的大贏家,卻沒有肩負起作為地球一員的責任。2對外秉持「戰狼外交政策」,對內嚴控人民及進行種族迫害。結果,因為中共隱瞞疫情而造成全球瘟疫大爆發。其次,全球化以來的生活模式——大量人員跨國流動亦造就了今次瘟疫。再者,各國陷入經濟困難,也再次証明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千瘡百孔。人類學者艾瑞克.克萊茵(Eric H. Cline)認為,當前全球化模式並非人類的第一次,公元前十五至十二世紀的青銅時期在地中海便出現過一波輝煌的全球化時代。當時已出現類似的國際貿易,使節團及外交往來,甚至貿易戰等。直至公元前1177年,古地中海文明便淪陷。雖然文明為何覆滅未有定論,學者總結出以下敗因:外敵入侵、體制崩壞、國際貿易路線受阻、內亂、地震、饑荒等。古地中海文明凋敝數百年後,才再生出茁壯的文明。

我們這一波全球化面臨危機重重,在種種選擇之間,如何才能避開黑暗時代,挑選步向光明的路?劇場作品又應如何跟當下的人類處境對話?文藝復興誕生於黑暗的中世紀晚期,在我們的黑暗時代過後,我們會否迎來新一波的文藝復興?

延伸閱讀

艾瑞克.克萊茵著,蔡心語譯,《古地中海文明陷落的關鍵:公元前1177年》,(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19)

格雷厄姆.艾利森著,包淳亮譯,《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新北市:八旗文化,2019)

Lawrence Freedman, The Future of War, (UK: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7)

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UK: Random House, 2018)

文章已刊於IATC ARTISM 2020 9月


照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劇場編劇、導演,「再構造劇場」藝術總監,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講師(劇場構作),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藝術範疇民選委員及文學委員會主席。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Royal Holloway)編劇碩士。英文劇本《未來簡史》獲2016德國柏林戲劇節劇本市集(Theatertreffen Stückemarkt)獎,為首位華人得此殊榮,2020年德國劇院將演出德語版本。

1 我認為,地區性、規模較小的戰爭可能性較高,篇幅所限,本文未克論及。

2 1950年,毛澤東曾提出中國會否被地球開除球籍的問題。及至1980年代末,中國仍然對自己會否被開除球籍憂心忡忡。那時的謙卑態度,真教人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