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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瘟疫時代,藝評人的政治意志

因為全球瘟疫蔓延,令劇場生態陷入崩潰邊緣,不但幾乎全世界所有藝術節停辦,也有大型劇院面臨倒閉危機,例如倫敦環球劇場。然而,不少劇院及單位都在這個時段嘗試以網上開放資源的方式,為觀眾播放演出,包括紐約Metropolitan Opera,倫敦National Theatre的NT LIVE等。Berliner Festspiele更推出八天六個節目,每個節目二十四小時限時演出,讓觀眾在限聚的情況下,拾回久遺的追看藝術節作品的緊張感。我也追看了其所有節目,並為香港的藝評雜誌寫了一篇藝術節介紹。然而,看過及寫過之後,作為評論人更令我要重新思考的是,疫症及隨之而來的網上演出消費,能否改變表演藝術的性質,及以不同理念及特性集結這些藝術表演的藝術節,是否可以以網上形式去完成?或它帶來了怎麼的貢獻或破壞?另一個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回應這段全球一起被關閉,充滿死亡與恐懼,悲哀但同時奇妙的過程?創作人及評論人,是否在家中觀看網上演出,回味劇場的時光之餘,當經過事件之後,藝術與社會有更緊密的社區關係,我們是否更有責任去分析及批評這次疫情如何改變生活形態?批判令疫情擴散至全球的國家?及這兩年伴隨或加劇發生各地抗爭,包括美國及香港政府及警察則借疫情來打壓自由及抗爭者的手段,我們作為更有發聲權力的社會公民,是否應在藝術節中表態?


首先是關於疫症下對劇場的再思考的問題。一直以來,劇場及藝術節都以實時性及現場感為特性,即便節目是播放電影,但觀眾群聚於場地並一起觀看的感受,也必然與在家中看影片不同。然而,當因為疫情關係,劇院及藝術節開放資源,供人欣賞節目的舉動,但即使如Berliner Festspiele一樣限時播放,仍沒辦法做到讓觀眾聚首一堂的「實時」及「現場感」效果。如果,我們不把網上劇場當成是疫情下的緩衝之策,而是未來劇場的可能性,可以是構成藝術節的一部分,以免除地理及人為因素,而令藝術節因沒辦法邀請心儀的藝術家及節目,甚至是一種新的形態的話,其關注點自然是觀眾的參與度與即時感。例如,同時作為演出監製,我策劃了一個以Zoom軟件的即時演出《如何向外星人介紹瘟疫下香港人的感情生活》(編劇及導演甄拔濤),觀眾必須一起進入網上會議觀看,然而單純地觀看的話,技術上來說並不需要演員實時進行,而只需要播放錄影就可以了。如此,為了令表演者的現場演出具有意義,增加現場感,其實是演者與觀眾的互動,觀眾雖然不能在會議中發聲,但仍可借輸入訊息來與演者溝通。這樣,即使「場地」是虛擬的,但表演者與觀眾仍算是共同擁有相同的時間,反過來說演出沒有了場地的限制,卻保留了聚集觀眾的效果。至於網上演出是否失去了表演者與觀眾在真實場地中的感情交流,實時氣氛等,我認為是必然的,但在藝術節策劃或評論上,並不需要為此而排除其他可能性,原因是區分劇場、電影、網路等媒介,在當代藝術上已沒有太具體的意義,同時面對廿一世紀後手機不離身的人類,某程度上我們已是「Cyborg」,網上聚集已經是生活日常。故此,我認為面對這個狀況,藝術節及藝術家需要做的,是以節慶與藝術的角度,回應觀眾的生活。


談及回應生活,除了慨嘆全球瘟疫如何影響劇場生態,我認為最值得討論的反而是瘟疫狀態下的社會重構及隨之而來的問題,包括各國政府以疫症之名限制居民自由,人民在被困下所產生的情緒。更甚是瘟疫前後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抗議運動,包括香港、美國、智利及其他。藝術評論人除了關心藝術發展之外,更因為藝術與社區關係更加密切,而需要關心政府如何管制藝術,特別在具政府資助的藝術節,在構成、選擇及取態上,如何被政府或資源左右,而影響判斷。藝評人在當下全球危機中,更應該走得更前,思考藝術作品之餘,更要了解背後的權力,以致關心創作自由及公平機會等。特別是我身處的香港,面對中國強大的政治打壓,市民的人權、自由等逐漸被剝奪,當中包括有批評警察的電視節目被政府強迫下架,即將來臨的國家安全法將剝奪人的言論自由,以言入罪的時代將在香港出現,藝術創作甚至僅僅在網上留言,也有可能遭受刑罰,而且有機會是最高級別的判刑。香港的藝評人及創作人將陷於惶恐之中。和不少極權國家一樣,香港的各藝術節不主動支持自由發聲,亦不再支援批評中國及香港權力的節目。以使,國際藝術節其中所可以做的,也許是協助其他國家包括香港,給予平等而免於恐懼的發聲機會,讓更多人了解當地地區情況,而那些情況,不單是藝術節及當地觀眾需要反思的部分,更可能是需要提防的地方,特別是有關中國隱瞞疫情,控制人民自由的事實,及向其他國家經濟侵略的意志。



不管疫症所帶來是怎樣的新形態,也都改變了或增進了藝術與觀眾的關係。我認為評論人更需要思考藝術形式的轉變,探索更多的藝術可能性。如果可以的話,更可能幫助願意開放可能性的藝術節,書寫創作人及觀眾如何打破固有對藝術的想像,繼而走向新的時代,而不僅是在演出之後,才為個別作品撰寫評論。至於涉及國際議題,不同的國際藝術節可能更需要互相分享,評論人則可以在藝術節邀請,通過出版機會、分享及講座,介紹不同生態及文化,特別是受該地政府及權力欺壓,而無法申訴的藝評人,他們更可以向如荷蘭藝術節一樣的觀眾,講述即便是廿一世紀當下,部分地方仍沒有創作的自由,及延伸至關於改善民主體制,以致建立更合乎人道精神的國際關係。或者,二十年前學者仍會爭議藝術或所謂後戲劇劇場,是否必然與政治建立關係,但2020年疫症之後,藝術,乃至藝評人,並不能借口回避任何政治及社會問題,因為它已直接介入了藝術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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